第十一章 不和谐的音符 如果把在美国的日子比做一曲交响乐，并不是从头到尾都是那么动听的，间中总是有些或强或弱的不和谐的音符出现在我们的听觉中。这些不和谐的音符就是我们与一些美国人之间发生的不爽或不愉快的事情。 一、 一双挑剔的眼睛 打开这双眼睛之前，先请大家回忆起一个人 , 她就是安吉恩娜的妈妈。如果想不起来了，就回头看，翻开第四章《同一屋檐下》，就能找到她 . 安吉恩娜的妈妈虽然病怏怏的，但眼睛却好使。我们在厨房做饭菜时，她总是拿着抹布或拖把这儿抹抹，那儿拖拖，在我们身旁转来转去，不时用挑剔的目光瞥向我们，弄得我们炒菜时如芒刺在背，好不自在。炒菜不敢把油烧热了，怕冒出油烟和发出油分子裂变的声音，菜全是闷熟的，毫无香味可言。吃饭的时候，她也不闲着，老在你眼前晃悠，直接影响食欲，我们只好把饭菜端到房间里去吃。 除了吃喝，老太太挑剔的目光还投向我们拉撒的地方 --- 卫生间。我们不在家时，老太太经常检查卫生间的卫生状况，并不时抱怨没有保持干净，有时会带着你到现场指出哪里藏有污渍，哪里又纳有尘垢。 虽然说美国人普遍比较爱干净，尤其是女人，要求家里一尘不染，用完浴缸和盥洗盆后还要用抹布擦干，简直与洁癖无异，但像安吉恩娜的妈妈那样就太过分了。 更要命的是，老太太不仅有一双挑剔的眼睛，还长着两只灵敏的耳朵。 他们祖孙三代，晚上 8 点就进房间休息了。打这时候起，房子里就必须保持安静。记得同学汤姆还住在安吉恩娜家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们几个同学去他那儿切磋功课。 9 点多的时候，我忍不住上卫生间小解，回屋时，汤姆埋怨我的动静太大，担心第二天老太太又有意见了。我听后说：“汤姆，看来你得去买个夜壶了。” 我的同学汤姆一家三口实在是忍受不了那双无处不在的眼睛以及漫漫长夜的寂静，在安吉恩娜那里住了两个月后，搬了出来。 下面照例是要发点议论了。在听我议论之前，请大家准备好板砖，以备随时向我拍过来。因为我要说，在与美国人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们与他们发生的一些鸡毛蒜皮的矛盾，大多数时候，责任主要在中方。 把砖头举起来了吧？别急，当你看完下面列举的对比后，一定会把砖头放下来： 中方 美方 煎、炸、烧、炒的烹饪方式 Vs 烤箱、微波炉、榨汁机电器化的煮食方式 几天或十几天打扫卫生一次 Vs 每天打扫卫生并随时清除脏物 说话声音大 Vs 轻言细语 在家看电视时音量大 Vs 在家看电视或听音乐时音量小 晚上睡觉迟 Vs 早睡早起 冲凉时哗啦啦地淋浴还边唱歌 Vs 安安静静躺在浴缸里泡澡 当然，还有一些细节对比不好再列举出来，否则你会把刚放下的板砖又举起来。但我认为上述的几项对比足以让双方感到不爽。有些同学为了过得自在一些，就邀上一块儿去租公寓或合租一套别墅，倒也与美国人井水不犯河水。我却觉得来一趟美国不容易，应该体验体验人家的生活方式。因此我很快入乡随俗，尽量克服自己不良习惯，尤其是在讲卫生方面，整得自己比美国人还要美国人。老婆来探亲的时候，我就发自内心地跟她说，回国后咱们把房子重新装修一番，也像美国人一样天天抹来擦去，把家里弄得窗明几净的。当时老婆就激动不已，以为我已经脱胎换骨，妇人之见地说，你来美国学习一年，其他的学没学倒无所谓，能学到爱整洁这一点就谢天谢地了。不过，回国后不到一个月，我就立马原形毕露，重回一付该干嘛干嘛的中年男人模样。 二、一个曾竭斯底里的更年期女人 书上说更年期的女人脾气暴躁、反复无常、有点神经质。很不幸，这样的女人被我的同学盖文和杰夫里在美国碰上了。 刚到圣地亚哥，盖文和杰夫里一起住进了年近五十的卡特夫妇家里。 卡特先生身材挺拔，仪表堂堂。他的职业是极不稳定的做电影群众演员。从墙壁上挂着的一些剧照可以看出，当年的卡特先生英俊倜傥，赛过猫王，只是表演天赋有限，浪费了一身好皮囊，直至年老色衰也没超越群众演员的角色。有一次和我聊天时，卡特先生自豪地告诉我，他曾在一部侦探片中扮演一个在河边钓鱼的人，发现一只垃圾袋，打开一看，竟是一具尸体，于是做出极度惊吓状。这是他做群众演员生涯中，出镜时间最长的一次。 听到这里时，我有点替他难过，觉得他在职业方面真是很失败。不过，卡特先生似乎没有任何不如意的沮丧，反而满足于做一个优秀的群众演员。但残酷的现实是，随着年岁的增长，群众演员的活儿越来越少了，老两口整天在家等待着电话的召唤，结果是一天比一天的失望。如今的他已经是处于准失业状态，为了生计，有时不得不去打零工。 卡特太太与卡特先生站在一块儿，相貌反差极大，用时髦的话说，卡特太太是只不折不扣的恐龙。深度近视的两个大眼球好像随时都要跳出眼眶，好在有啤酒瓶底模样的厚厚的眼镜片儿挡住，否则真叫人心惊肉跳。卡特太太也是失业在家，在西南学院上一个走读班，学初等数学，打算学成后去谋一份小学老师的职业。如果卡特太太能像咱们的小小鸟赵传那样“我很丑但我很温柔”也就罢了，偏偏性情怪异，难以琢磨。我们怎么也想不通，英俊的卡特先生竟能与她厮守度日，而且俯首贴耳言听计从。 因为经济的拮据，卡特夫妇不得不把房间租出去以偿还银行的按揭贷款。先生住进了后院车库，太太则住在将饭厅隔开成的一间小房里。由于门帘不严实，不时能看见卡特太太裹着毛毯蒙头蜷睡在地板上。 最初的日子里，那哥俩与老两口相处得很好，少的尊老，老的爱幼，其乐融融。卡特先生经常开车带他们去兜风，熟悉街道；盖文则帮助卡特太太补习数学，对付考试。有一幅温馨的画面，至今想来仍然历历在目：橙色的太阳刚升到卡特夫妇的白色屋顶上，金黄的阳光下，卡特太太在前院的花园从容地给草浇水。盖文右手提着一筐刚摘下来的西红柿，与卡特先生一起从后花园出来。两人一老一少、一高一矮，笑靥如花，向我们走来。这是到美国后第三天的早上，我们坐着校车去接盖文时所看到的一幕。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不愉快的事情一件接一件地发生起来。 先是吃饭问题。 刚开始，他们吃卡特夫妇做的饭，但一个星期后，都觉得卡特太太做的那些食物实在难以下咽。倒不是因为吃不惯西餐，而是卡特太太为了省钱导致的伙食太差。于是，哥俩提出自己做饭，将房租中的伙食费除去了。卡特太太因此有些不快，但无大碍。 然后还是吃饭问题。 自己做饭后，盖文和杰夫里像看到了解放区的天，心情非常舒畅，主厨的盖文把多年来当模范丈夫练就的烹饪手艺发挥得淋漓尽致。两人常常挥舞着从珠海带去的筷子，狼吞虎咽，好不快活。他们也热情邀请卡特夫妇共享佳肴，可是不知咋的，老两口并不领情，还是有一餐没一餐地吃自己做的味同嚼蜡的食物。这样一来，卡特夫妇本来贫困的生活在色香味俱全的中国菜面前越发显得寒酸了。我很仰慕盖文的厨艺，加上住得不远，所以经常到他们那儿蹭饭吃。可是有一次吃饭时，我们竟找不到远渡重洋跟着我们的筷子了。盖文说，筷子被卡特太太藏起来了，理由是：这是美国，要用美国人的方式进餐，只能用匙、叉和刀。盖文和杰夫里因此也有些不快，但亦无大碍。 后来是电视机问题。 真是令人难以相信，二十一世纪的一个美国白人家里，看的是一台 14 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没有申装有线电视，更没有 DVD 、 VCD 之类的播放设备。另有一件娱乐电器，是一台老式的半导体收音机。 有一次闲聊时，杰夫里向卡特夫妇描绘了中国城市大多数居民家装备家庭影院的情景，不无得意地说：“我们看的电视早就是 29 英寸以上的大彩电了。”接着意犹未尽，又说，：“我打电话回国跟朋友说，我住的人家连彩电都没有，他们还不相信呢。” 正所谓“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杰夫里的一番话让卡特夫妇心里很不是滋味儿。第二天上午，卡特先生就从商店搬来了一台新彩电和一台录像机，又到图书馆租来一堆电影录像带。那架势仿佛在说，你们中国人不是爱在家里看电影吗？这回让你们看个够！ 这件小事看上去是件愉快的事情，但明眼的人都看得出卡特夫妇的不情愿和赌气成分，它的背后藏着的是不愉快。 最后是去或留的问题了。 在住进卡特夫妇家将近两个月的时候，盖文的爱人办好了签证要来探亲了。听到这个消息，卡特太太提出让盖文小两口住到车库去，因为那儿相对独立，有那么一点点两人世界的意思。不过她提出要加房租，而且加的幅度还挺大。盖文的答复是，要考虑考虑，一是价钱有点高；二是住车库环境不好。就在盖文正在犹豫不决的当口，卡特太太一股憋在心中的无名怒火突然爆发了。 那天晚上，我去找盖文他们切磋功课，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期中考试。盖文开门把我迎进他的房间。我们刚用中文寒暄几句，卡特太太突然出现在房间门前，满脸涨红，本来就丑陋的脸更加难看，像个巫婆般，恨不能把我们变为青蛙。她竭斯底里地喊起来，大意是：我厌倦了 TMD 听你们说中国话，我厌倦了 TMD 中国菜，我厌倦了 TMD 筷子，我厌倦了谈 TMD 每月房租 360 美元 ……。 当一连串的“ fucking ”从这个貌似文明的美国女人嘴里打枪似的冒出来时，我们先是惊愕，继而是愤怒，但却无言以对，只恨自己学了十几年的英语竟没有学会一句骂街的话。我们正在心中把用于回击的汉语翻译成英语，准备说出来时，另一间房的杰夫里已闻声出来，把卡特太太劝开了。 卡特太太的突然发难，让盖文下决心另觅栖息之地，而第二天发生的事情，更是让他在卡特家一天也呆不下去了。 第二天中午下课回家，盖文发现他的房门大开，自己的东西全被翻了出来堆在地上。很显然，卡特太太也是不想盖文在她家多呆上一天。面对此情此景，我不知当时盖文是何种心情。盖文打算上法院起诉卡特太太，告她说脏话侮辱中国文化是种族歧视；告她擅入他人房间翻动他人私物是侵犯个人隐私。我很支持他的想法，认为美国是个法治国家，应当尝试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我建议他找个华人律师做代理人，不仅要让卡特太太道歉和认错，还要让她赔偿精神损失。 不过，后来这单官司没有打成。首先是因为盖文的老婆马上就要到了，盖文为另找住处忙得焦头烂额，在学校联络员陈芙蓉老师的帮助下，他很快就找到了关教授一栋尚在装修的房子住下了。另外一个原因是，盖文觉得卡特太太虽然过分，但卡特先生却是个诚实善良的人，尤其是刚来的那一会儿，给了他们很多帮助。对卡特太太的行为，他也表示了歉意。看在卡特先生的份上，善良的盖文放弃了对卡特太太的追究。 如今想来，盖文他们与卡特太太发生的上述不愉快的事情，除了卡特太太受更年期的影响外，根本原因是她心理失去了平衡。卡特太太有着美国白人的优越感，骨子里认为自己比来自美国以外有色人种档次要高一些，但贫困潦倒的生活，让她在我们面前竟毫无高人一等的颜面。好好的房子不得不让给中国人住，自己只能住到车库和睡在饭厅的地铺上，而且还得忍受房间里整天充满着中国菜诱人的香味。盖文他们的喧宾夺主让卡特太太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可是那份房租对她又是那么的重要。所以，卡特太太就在这种自尊和自卑的矛盾心情中挣扎，最终内心难以平衡，不能自控，发作起来。 气走盖文后不久，杰夫里也搬走了。卡特夫妇一个月一下子少了将近 $700 的房租收入，经济压力让他们透不过气来。卡特太太终于明白，他们需要我们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人。于是，她又找到西南学院国际项目办公室，承认了错误，要求再安排学生住到他们家里去。后来，杰夫里的爱人来探亲后，又搬回了卡特夫妇家。这回，卡特太太克服了更年期的挑战，态度完全变了。记得杰夫里的爱人离开圣地亚哥回国那一天，我开车去卡特家接他们夫妇。他俩还在屋内收拾行李，卡特太太已经毕恭毕敬的站立在门前。我和她打招呼，问：“卡特太太，你站在这儿干嘛呢？”她诚恳地回答：“我在等着和杰夫里的老婆说再见呢。”我的眼前忽然闪现出卡特太太蜷缩在地板上蒙头睡觉的情景，便有些同情她，就大声催促杰夫里夫妇：“你们快一点，卡特太太在外面等着送你们。”他们出门时，卡特太太竟然认认真真一边说 Bye-bye, 一边像日本妇人那样向杰夫里的爱人鞠躬。这情形，让我无法相信她就是那个曾经满口脏话气急败坏的丑恶老妇人。 看来，人穷志短，对于美国的穷人也不例外。 三、一次别扭的实习安排 到达圣地亚哥的第一天，我就有一种预感：我们这一批学员与西南学院国际项目办公室打交道的过程将不会是非常愉快的。 记得 2001 年美国西部时间 7 月 31 日下午 2 点左右，经过 15 个小时不间断飞行，我们从香港飞抵洛杉矶机场，然后转乘小型飞机到达圣地亚哥。 一路上的舟马劳顿，我们已经是疲惫不堪。 原本以为校方会举办一个接风晚宴让大伙儿搓一顿，然后把我们送往已提前安排妥当的住处，让我们蒙头大睡一通。结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校方并没有联系到足够的出租屋，只能安排 8 个人住进美国人家里，其他 11 个人需要暂时住进旅馆里，每人每天需要花 $40 ，一直要住到租到房为止，而这段时间校方估计至少需要一个星期。这样一来，大伙儿都觉得不爽。更不符合常规的是，学校并没有安排吃饭，他们只管把我们送到住的地方就了事，让人生地不熟的我们自己解决吃的问题。于是，大家对国际项目办公室的安排越发地不满意了。 好在还有第二批的学员帮助，我们才能尽快地安顿下来，其中，在 Jim 、 Frank 和 Patrick 的联系下，住旅馆的 11 人在第三天住进了合租公寓，大大减轻了经济负担。 我不乐观的预感，就是在到达房东托尼家的第一个晚上，吃一碗用温开水泡的康师傅方便面时产生的。 果然，在接下来的事情中，我们与国际项目办公室一直是别别扭扭，尿不到同一个壶里去，其中最别扭的就是实习的问题了。 实习是我们进修计划中最重要的部分，占有整个一年学习时间的一半。我们对它充满着憧憬和期待，因为通过投身到政府的相关部门，可以亲身体验美国政府部门是如何运作的。虽然由于语言问题，我们不可能为实习单位做些什么，只能是所谓的“影子实习”，但吃不到猪肉，总可以看猪跑吧。我们坚信实习才是我们学习美国政府先进管理经验的绝佳机会。 但是，西南学院对我们这一批学员实习的安排却不如人意。我用别别扭扭来评价它，是比较慎重的说法。为了忠于事实，我打算原汁原味毫无文采地采取这样的方式来交代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主线是校方就实习问题与我们发的 E-MAIL ，然后对每一封信的背景进行回顾和分析。这些 E-MAIL 中，主要是实习的具体负责人包娜女士通过班长戴维转发给我们全体学员的，都是公开信，不属于隐私范围。 * 2002 年 2 月 27 日， 15 天过去了（ 离原定实习开始的日子 2 月 12 日，下同 ）。 国际项目办公室联络员陈芙蓉老师发给我们的 E-MAIL ： 同学们，教导处主任（作者注：指吉格拉芙女士）让我在她出发去中国前将她的意见转告你们。以下是她的原话： “你们的实习已经安排妥当，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不用担心。即使包娜也前往中国，她仍然负责实习的事情。如果有实习见面的机会，乔茜（作者注：教导处一个普通女雇员）会与你们联系的。但你们不要打电话给乔茜或要求她为你们做什么，因为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包娜已经安排好了，只是需要时间来等待结果，很快就会有反馈的消息了。你们必须有耐心，必须合作！我们理解你们因还未找到实习单位而焦急的心情，但还是有很多时间让你们每个人都达到这个目的的。你们应该对包娜有信心，她会为你们每一个人安排合适的地方实习，不要自己去联系！那些已经开始实习的，要抓住机会，学到更多的实践知识。” 按照教学计划，我们应该在 2002 年 2 月 12 日起全部开始实习。 在此之前的一个星期，教导处主任吉格拉芙女士聘请了本校一个叫琼斯的女老师负责我们的实习工作。那天下午，吉主任介绍琼斯给我们认识。琼斯是一个风风火火、快言快语、激情洋溢、精力充沛、颇有两分姿色的高挑金发女子。我们都很满意她来负责安排实习，而且对她的能力充满信心。尤其是听到她对实习的独特见解后，更是情绪高涨，热血沸腾。她说：“我不把你们的实习叫做‘ intern-ship '，而是叫做‘ mentor-ship '。也就是说，你们不单单是去当学生的，你们还应该向实习所在单位传授你们的经验，与他们互为良师益友，因为你们都是优秀的政府官员。”你听这话说得，这不是用纤纤玉手温柔地在我们的心上挠痒痒吗？ 但是，不到一个星期，女强人琼斯便没了音信。校方通知我们，负责实习工作的人换成包娜女士了。包女士不是本校人，是一名小学教师。她与琼斯截然不同，矮胖富态，性格属于跳不了多高却偏偏爱蹦的那种类型。我们感到失望，同时也产生了一种不详的预感。 果然，实习的事态沿着我们担心的方向发展。 实习对于我个人而言，已经不成问题。因为还在上一个学期，我认识的一个当地法官已经帮助我联系到检察官办公室和援助律师事务所实习。不仅如此，她还为其他学员联系好了另外 4 个实习单位。因此，从 2 月 13 日起，我和另外 4 位学员如期开始了实习，余下的 14 位还需等待包娜女士的联系落实。这一等，就是半个月了。大家便产生了不信任的情绪。一些学员根据我的成功经验，也打算自己主动去联系，然后让学校去办手续。恰好这时候，学院组织了一个去珠海的访问团，将于 2 月 28 日至 3 月 10 日前往中国。吉格拉芙和包娜都是其中成员。我们更是不满了：这边实习的事还没着落呢，就出国访问去了！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吉格拉芙为了防止事态向不良方向发展，让陈联络员转告了以上的一番说话。 * 2002 年 3 月 22 日， 40 天过去了。 包娜发给戴维的 E-MAIL ： “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为你们做了些什么。今天我与李威连及罗伯托见了面，是关于你和戴夫的实习情况。他们为有你们的实习感到高兴，尤其是对你们所提的问题印象颇深。他们真的很高兴认识你们，并渴望知道关于珠海的事情。或许有一天，你们能在中国接待他们的访问。我相信下星期你会在 CCDC 度过有意义的时光。祝你好运！ 关于其他成员的实习，我已约见了李莎，她在丘拉维斯塔市商会工作。从 4 月 1 日开始，她将安排海伦娜在那儿实习。杰夫里和杰克将在圣地亚哥旧城改造部门实习，开始的时间是 3 月 25 日，星期一。马廷和马克仍需要与圣地亚哥商业和贸易促进会的谢丽联系。他们当中的一个人的工作是接电话，所以要知道他们的英语水平如何。明天去面试，她想弄清楚他们是否具与顾客交流的能力。 4 月 2 日，比得将去圣地亚哥健康中心实习。其他的人还在联系之中。朗将继续在警察署完成他的实习任务。杰瑞继续在圣地亚哥联合学校实习。莉莉如果找不到另外的地方，也继续在 HONEYWELL 实习。我已经和律师联系，让拉里完成他的实习，现在在等他们的回话。我把勒斯理的简历和詹母士的简历寄出去了，等待回音。我已与丘拉维斯塔市的一个官员联系，帮助汤姆完成实习。盖文和德伦的实习就比较难安排了，因为他们想到税务部门。要到 4 月 15 日才有回音。 我会尽力帮助你们找到合适的地方实习，拖了这么久，我感到很抱歉。我相信第 5 至 6 个星期会更加有效率的。 另外我还与其他 7 个地方进行了联系。” 包娜她们走后的 10 天，实习的事情自然是毫无进展。 2002 年 3 月 10 日，西南学院珠海考察团回圣地亚哥。第二天中午，也就是另外 14 个人等待了整整一个月的时候，吉格拉芙和包娜两位女士与我们全体学员开了一个短会。 或许是在珠海山珍海味好吃好喝好玩让两位女士心里过意不去，或许是吃了人家的嘴短，会议一开始，吉格拉芙女士就放低了姿态。她先是狂夸了一通珠海景色如画人民热情好客，然后又针对实习安排不当表示了非常的 Sorry ，最后高屋建瓴，把实习进展不顺利的原因归结为“ 911 ”的恐怖袭击和美国经济的不景气，包娜女士应负的责任就这样让本拉丹和小布什哥俩吃不了兜着走了。 吉格拉芙女士一番软话，一下子就打动了我们中国人善良的心。我们虽然表情严肃，但内心开始松动，“算了”的想法冒出了脑海。眼看着会场就要出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团和气的局面，我觉得应该说点什么了。 我是个有着十几年工龄的检察官，长期以来不带情绪和感情色彩办案的习惯也影响了我对其他事情的判断及处理。此刻的我正是在这种心态下分析实习问题的，我认为必须明明白白把道理讲清楚。于是，我严肃认真地发表了以下意见： “关于实习问题，我说下面三点意见：第一，要明确西南学院与我们的关系。我们付学费，你们提供教育服务，就是这么简单；第二，根据你们与珠海政府的约定，安排实习是你们提供教育服务的重要部分，而你们浪费了我们大多数人一个月的时间和金钱，我们对你们一个月来的服务非常不满意；第三，希望你们尽快改进工作，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为我们提供应该提供的服务。从今天起，我们不想再听到你们的 Sorry ，而是希望看到实实在在的进展。” 空气立即静止起来。吉格拉芙女士的脸色也变得铁青。而此时的我却觉得，自己坚持不懈学了二十年的英语仿佛只是为了今天说的这几句话。 “ 3.11 ”会议之后，包娜确实加强了联系工作。但由于她只是个小学教师，缺乏政府关系资源，加上个人能力有限，工作的进展虽有所起色，但仍然缓慢。在她联系妥当了 4 个位置后，便发了上面的 E-MAIL 告诉我们。这时候，还有 10 个人仍然在等待。 * 2002 年 3 月 31 日， 49 天过去了。 包娜给戴维的 E-MAIL ： “我联系了废水处理公司，介绍了盖文、德伦、勒斯理和马克，看谁有兴趣去？” 2002 年 4 月 1 日 戴维给包娜的回信： “很高兴又收到你的 E-MAIL 。我和戴夫已完成了在 CCDC 的实习，一切都好。现在有多少学员安排实习了？这个周末能全部搞定吗？随着时光的飞逝，他们会更加焦急和沮丧。自从你们从中国回来后，情形有了戏剧性的可喜变化。我对你和你的工作充满信心。” 一周又一周的等待，让仍处于等待中的学员越来越失去了耐心和对校方的信任。实际上，实习安排搞得如此糟糕，原因非常简单：不是包娜不努力，而是她的能力确实不能胜任这项工作。解决的办法就是换人。于是又有了另外一个困惑：美国人不是讲究能者上庸者下么？为什么包娜如此的无能，吉格拉芙还继续用她？这个疑问在一次与西南学院部分老师的聚会上得到了一个八卦式的答案。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西南学院的老师们也存在些许分帮结派的现象。大部分老师，尤其是女教师，对吉格拉芙女士很不感冒，因此免不了说说她的闲话。在那次的聚会上，某个老师就告诉我们，吉格拉芙聘用无能的包娜，根本原因是她们俩存在特殊关系，说白了就是同性恋。我们恍然大悟，继而又问：这不是任人唯亲吗？校长怎么不以此为由追究吉格拉芙用人不当的责任？那位美国老师当时就摇头，告诉我们，校长根本就不敢把同性恋作为理由，否则她们会反咬一口，告校方歧视同性恋者。所以校长对此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对这种花边故事，不足为据，只能一笑了之。 不管原因如何，利益受到损害的是我们大部分中国学员。我和其他一些同学认为不能再消极窝囊地等待，应该像美国人习惯的那样，投诉！向校长和董事会说明事情的经过，并投诉吉格拉芙主任用人不当。在一次班会上，我们拿出写好的一封有理有节的投诉信，征求全体学员的意见。大家讨论的结果是，再等一个星期，如果没有进展，就投诉。 一个星期后，情况有了比较大的变化。那封投诉信就成为了一封永远发不出的信件。 * 2002 年 4 月 13 日， 60 天过去了。 戴维给包娜的 E-MAIL ： “我们所有人的实习终于都将安排好了，得知这消息真的很高兴。很感谢你的努力和克服了很多困难。这个好消息对一些人来说或许来得太迟了，但大多数人还是表现出了理解和耐心，一直在支持你。” 2002 年 4 月 16 日，星期二 包娜给戴维的 E-MAIL ： “你好，戴维，勒斯理和盖文将在明天开始他们的实习。看看汤姆能否与盖文一起继续完成他的实习。我正在为拉里联系他下一个实习的地方， 4 月 22 日就可以确定下来。” 到 2002 年 4 月中旬，每个人的实习单位好歹总算有了着落。我们当中最倒霉的足足等了两个月。我也可算得上次倒霉的。本来我的法官朋友早就一、二、三帮助我联系好了实习单位。但是在第一阶段的实习结束以后，包娜要我等她的安排和通知。我足足等了 40 天，才被安排到第二个单位继续完成实习任务。 那些日子的等待是一种度日如年般的郁闷。珠海的纳税人支付了我们的生活费和学费，我们则忍受着孤独和寂寞，目的只有一个：抓住如金似银的时间，把握实习的机会尽可能地学到更多的实践知识。可是他们竟让我们等了那么久！在等待的日子里，我为调研论文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并苦思冥想闭门造车，写了三篇文章《完善信息公开制度 促进政府管理信息化》、《以人为本的美国交通管理》、《不因恶小而不罚 --- 美国刑法制度如何防微杜渐》 E-MAIL 给《珠海特区报》在随后的日子里发表。总算没有虚度用美元买来的洋光阴。 实习虽然别扭，但总算完成了。我们从中也学到了不少新的知识，取得了一定的收获，只是比起预期的或本该得到的收获来，打了若干成折扣。 写到这儿，用围棋高手的话说，本章该“收官”了。 鲁迅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为了忘却的纪念》。我之所以记下以上不和谐的音符，却是害怕忘记，因此，如果要模仿他，名字就该叫《为了不忘却的纪念》。看看，这一字之差就是周树人与周利人的区别。 不过，虽然我离鲁迅先生的境界相距甚远，但我的心眼还没有小到要把本章取名为《我与美国人——不得不说的故事》来记人家的仇。我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能够一叶知秋窥斑见豹，从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中总结出一些与美国人打交道的子曰来。 第一件事或许可以告诉我们，在美国如何避免与他们产生矛盾。就是要尊重人家的文化，要有入乡随俗意识，同时也要克服自己的不良习惯。 第二和第三件事的启示是，出现了矛盾，要敢于和善于用美国方式去对付。这个方式就是：投诉（包括了上法院打官司）。我们的权益不是没有受到过侵害，比如卡特太太的破口大骂，比如拖延我们的实习时间，但我们竟都忍了下来。其实起诉也好，投诉也好，就像如今的丰胸技术——没什么大不了的。尝试用美国方式去解决问题，才是学习美国先进之处最有效的方法。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同学汤姆。他在美国一年，碰上了两单私人麻烦，他选择了上法院打官司，一单赢了，另一单未了结就回国了。在一个标榜法制最完善的国家生活学习了一年，我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竟没有这样的经历，真是感到非常的惭愧和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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